伍随中的故事更具戏剧性。早上6点多，还在睡梦中的一家人被惊醒，工作组不知何时进了亲戚家的院子，随后他们被带回村子强制签字。“门都一直关着，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”，武随中的妻子说。

　　征地在吕堤村彻底演变成了一场猫鼠游戏，被抓到的村民就摁手印回家，没有抓到的村民则继续在外躲藏。

　　村民躲藏的方法各不相同，见到记者的时候，58岁的武从里腰里还别着一个小型的手电筒，用来夜间照明，在离开村子后，有时候甚至要躲进蔬菜大棚过夜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三次进入吕堤村，村里南北向的主道上仍然停着警车和急救车，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，而碰到的任何一名村民都会告诉记者，“签了字才能回村”。

　　村干部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，工作组来的第一天，不但强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签字，还让他们代替亲属签了字。

　　面对记者对征地的疑问，这名村干部很无奈，“能咋管？乱搞也没办法呀，(向上)反映了也是白反映”。

　　“说让我签字，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”

　　除去吕堤村的强制摁手印，在这次征地中，孩子的教育、亲属的公职，也成为了工作组征地的筹码。

　　杜安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内侄领着工作组的人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，杜安的迅速躲开，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

　　这是工作组开始征地的第八天早上，杜安的是“外逃”较早的一批村民，工作组一直没有找到他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他接到了自己内侄的电话，“他是吃公家饭的，在他们村开了一个小卫生所，要是我不签字，他的卫生所也就开不了了”。

　　杜安的躲过了一劫，贾铭(化名)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

　　贾铭的父亲是村干部，工作组来了以后，从来没有人找过贾铭谈征地的事情，父亲只是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他，“工作组刚进村，往下怎么征还不知道”。

　　虽然还住在一起，但两人已经分户，后来贾铭才知道，在工作组下来的第一天，父亲就代自己签了字。

　　后来，爷儿俩再没有说过家里土地的事情，实际上，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，每天父亲都半夜回家，早上六七时就出门，偶尔谈话，也总是避开土地。贾铭说自己很担心父亲，“等工作组走了，全村人都要找大队干部的麻烦”。

　　跟吕堤村不同，由教育部门主导征地的前当头村还没有变成强制签字的猫鼠游戏，但村民面临的选择却更加实际——是要孩子的教育，还是要自家的土地？

　　陆殷(化名)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两个孩子的校长和班主任。陆殷是前当头村的村民，家里五口人有四亩地。

　　一开始，陆殷死活不愿意签字，他觉得“双八百”太亏了。第三天，工作组先问了下孩子在哪上学，没过多久，陆殷发现，工作组找来了孩子所在学校——永年第五实验中学的校长和班主任，“说让我签字，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”。

　　从上午8时耗到了下午4时，陆殷屈服了，“不签不行，不签整天盯着你，再说，不能让人因为自己没了工作不是？”

　　前当头也有还在坚持的，刘志安、刘计周兄弟就不愿交出自己的地，他们两人都做小生意，征地开始后，相关部门表示过不签字就开罚单的意思，于是他们关了生意，“不让做生意我不做了，孩子反正在放寒假，我们俩兄弟也都没有亲戚吃公家饭，我们村比吕堤还是要好”。

　　同是前当头的吕红民家就难过得多，他在家里排行老三，大哥当老师，二姐嫁到了吕堤。如今吕红民的大哥也被叫了回来做他俩的工作。

　　在这里，亲情正受到征地严苛的考验，这些曾经彼此关爱的亲人不得不作出选择。

　　吕红民的姐姐还在外躲藏，但吕红民见到哥哥后最终没能顶住，“俺哥就在院子里站着，不吭声，你哥哥来了你不签怎么办？不签，工作就没有了”。

　　违规的租约

　　这次征地，除去一纸由永年县财政局盖章的占地补偿合同书外，村民并没能看到其他手续。

　　永年县财政局副局长靳向东表示，财政局盖章只是为征地每年需要支付的补偿作出一个担保，财政局并不了解征地的其他情况，也不清楚征地的审批手续是否完整。

　　永年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表示，他们需要经由宣传部门才可以接受采访。负责吕堤村征地工作的永年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志彦也表示，具体的情况需要宣传部统一来回复。

　　永年县宣传部副部长史晓峰表示，据他了解，医院和学校的项目，永年县发改委肯定是立项了，但是具体到征地审批环节，他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了解之后，才能对记者的问题作出答复。

　　史晓峰说，他个人认为，县里将学校和医院选择在现在的位置，本意是好的，因为永年县东西长，南北窄，县城在西头，而吕堤等村位于东头，相距约20公里。此外，永年东部正在开发古城旅游项目，学校和医院建好后，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中心，既方便就学就医，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。

　　长期从事征地拆迁案件代理工作的律师朱孝顶表示，从合同来看，这属于明显违规的以租代征。

　　此外，这次征地还涉及基本农田。记者在征地范围内看到了多个基本农田保护牌，而吕堤村的一名村干部称，村里300多亩地，有200多亩是基本农田。由于基本农田的保护涉及18亿亩耕地红线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，基本农田用地变更，需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。

　　村民对于征地的手续“合法”与齐全与否并没有清晰的概念。永北村最后签字的三户村民告诉记者，“前年征的地就很正规”。然而他们提供的很“正规”的征地的合同，实际上是一纸土地租赁协议书，租金只有每亩每年1000元。

　　“但是他们不乱来啊”，村民总结说，“虽然钱少，但是不会找亲戚来威胁我们啊，起码征地的方式很和谐不是？”

　　记者在村里采访时看到了多辆警车、众多警察。2010年5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《澳门博彩现金网：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》，要求严查各地违法拆迁行为，对随意动用公安民警参与强制征地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。2011年，公安部党委下发的《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》中，又对公安民警着重提出：“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，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”。

　　1月12日晚上，武学里正在犹豫去哪睡觉，这次他找了两个备选，因为听说“加大力度找人了”。

　　本报河北永年1月12日电

关键词：河北永年,征地,村民,外逃